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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民事主體的自愿原則及國家法律規定,我國的仲裁機構在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中的行使

仲裁權。它是法定的民間組織,僅因其獨立而被信賴。

然而,位于湖南省益陽市的益陽仲裁委制度設計及相關仲裁實踐表明,仲裁委的獨立性受到了重大

侵蝕。地方行政領導與仲裁委管理人員高度重合僅僅是問題的表象,法定仲裁規則被公然違反、仲裁庭

被架空、裁決過程被秘密操控是問題本質之一。

三年不組庭、違規受理、重復仲裁、篡改裁決書……益陽市一家企業的遭遇,是這個問題的完整詮釋。

筆者相信這不僅僅是個案。

邊上的益陽市

國首例“撤銷仲裁委案”


今年5月,因申請撤銷益陽仲裁委,益陽市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地產公司將湖南省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該案

被不少業界人士評價為中國撤銷仲裁委第一案。


2017年12月25日,湖南天峰置業有限公司(下稱天峰置業公司)向湖南省司法廳郵寄送達了兩份依法履職

申請,要求湖南省司法廳依法撤銷其對益陽仲裁委的違法登記,并依法撤銷對益陽仲裁委主任彭建忠(現任

益陽市人民政府常務副市長)、副主任王國保(現任益陽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楊光輝(現任益陽市人

民政府副秘書長)、蔡澍霖(中共益陽市委統戰部副部長、益陽市工商聯黨組書記)四人的違法登記。

調整后的第四屆(現任)益陽仲裁委員會成員名單

天峰置業公司申請理由有二:


一、益陽仲裁委系非法機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之規定,益陽仲裁

委屬于民間組織,而益陽仲裁委卻以事業單位身份在湖南省司法廳登記;該機構的重要職務,如主任及副

主任均由國家公務員擔任,于法無據,應當依法糾正予以撤銷;


二、該仲裁委對其受理的相關案件三年不組庭、違法裁決,造成天峰置業公司5000萬以上的損失。


2018年2月28日,湖南省司法廳答復天峰置業公司,其可以向相關部門反映或通過訴訟途徑尋求司法

救濟。2018年4月4日,天峰置業公司以湖南省司法廳未依法履職為由,向湖南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復議

申請,而湖南省人民政府審查后認為其向湖南省司法廳提出的依法履職申請系信訪事項,不屬于行政復議

受理范圍,故予以駁回。


2018年5月7日,天峰置業公司據此將湖南省人民政府訴至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并將湖南省司法廳列

為第三人,請求法院撤銷湖南省人民政府撤銷對其行政復議申請不予受理的決定。2018年8月6日該案開庭

審理,至今尚未判決。


一個企業,為何能夠如此決絕地要求撤銷一家社會公共組織?甚至為此不惜與堂堂湖南省人民政府對簿

公堂?案件的高度,代表當事人訴求累積之深度。八年前開啟的仲裁之旅,讓這家商事主體承受了太多的

荒唐與辛酸。


益陽仲裁委:立案翌日保全即成 組庭卻三年不成


天峰置業公司前身是在湖南益陽經營多年的武術培訓學校——天峰文武學校,后該校注銷,其控制人

舒怡蘇整合現有資產發起設立天峰置業公司,由教育行業試水地產領域。


2009年8月,天峰置業公司與湖南益陽朝陽城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稱朝陽建筑公司)就天峰酒店

公寓工程簽訂《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約定朝陽建筑公司以包工包料形式承建,并于當月進場施工。


不料一年后的2010年8月2日,朝陽建筑公司依合同中的仲裁條款,向益陽仲裁委申請仲裁,要求天峰

置業交付工程款300萬元。是為益陽仲裁委(2010)第24號案,本文將其稱作“第一案”。


益陽仲裁委受理后的保全行為異常神速:就在受理當日——2010年8月2日,益陽仲裁委依朝陽建筑

公司的申請,向益陽市赫山區人民法院提起保全申請,申請凍結天峰置業公司名下兩宗共2700多平方米

的開發地塊。第二日,2010年8月3日,赫山區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將上述地塊予以凍結。

圖中第一條顯示朝陽建筑公司2010年8月5日才繳費


案卷顯示,從朝陽建筑公司提出保全申請到辦理,朝陽建筑公司并未向益陽仲裁委繳

納案件處理費用。保全行為違反了有關仲裁規則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


彼時適用的《益陽仲裁委員會仲裁暫行規則》第二十條規定:當事人自收到《受理

仲裁通知書》或《應訴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沒有約定仲裁庭的組成方式或者選定仲

裁員的,由本委主任指定。

這是通用的仲裁規則,當事雙方收到受理文書起的15天時間里,仲裁庭就應當成立

了。但該案的仲裁庭一直2013年7月8日申請人朝陽建筑公司撤回申請時還沒有組成——

除了凍結天峰置業公司的地產,直到該案撤回的3年時間里,他們什么都沒有做!


益陽仲裁委不組庭審理的所謂理由,系朝陽建筑公司向其提交的一份《請求申請自行

調解的報告》。


該報告稱“被申請人(天峰置業公司)一直要求與我公司協商解決此案,愿意給付工

程款,因此,懇請貴委對該案現不要組庭,讓我們先行自行調解……”。


該報告出現在第一案的案卷中,落款時間為2010年10月9日(此中的玄虛下文再表)。


在“自行調解”期間,2010年8月9日,雙方簽訂《補充協議》,在之后的5個多月中

(至2011年1月),天峰置業公司分四次共向朝陽建筑公司支付了730多萬的工程款,

遠超本案申請的標的額。


如上所述,2013年7月8日,申請人朝陽建筑公司向益陽仲裁委撤回申請。翌日,

2013年7月9日,益陽仲裁委同意朝陽建筑公司將第一案撤回。


朝陽建筑公司《撤回仲裁申請書》


益陽仲裁委《準予撤回仲裁申請通知書》


需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第一案自2010年8月3日法院裁定凍結,到2013年7月9日本案

撤訴,被申請人天峰置業公司的土地一直處于凍結狀態。被凍結的2700多平方米的地產,

系天峰置業公司的全部資產,被凍結近三年的時間內,天峰置業公司無法預售房屋,無法

申請銀行貸款,收入損失達5000萬元以上。


三年不組庭審理案件明顯違背仲裁規則。彼時適用的《益陽仲裁委院會仲裁暫行規則》

第五十二條規定,“仲裁庭應當在仲裁庭組成后4個月(不包括對專門性問題進行審計、

評估、鑒定等的期間)內作出仲裁裁決。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的,由首席仲裁員或者獨任

仲裁員提請本委主任批準,可以適當延長。”——第一案的案卷里沒有任何延長審理期限的

申請及批復文書。


那么,朝陽建筑公司為什么這么干?于己有何好處呢?如果整個事件就此了結,對朝陽

建筑公司來說,這只是一樁損人不利己的蠢行罷了。更“精彩”的還在后面。


三年不組庭的謎底


2013年7月,朝陽建筑公司又向益陽仲裁委提出申請,要求天峰置業公司支付工程款及違

約金。是為益仲裁字(2013)第36號案(本文稱作“第二案”)。該案的《預交案件仲裁費

用通知書》和《送達回證》顯示的立案時間在2013年7月2日之前。


卜桃龍簽發的《送達回證》,卜桃龍時任益陽仲裁委秘書處秘書長


第二案與第一案為同樣的事實與理由、同一法律關系,僅僅是標的額有所增加,但益陽仲裁委

還是像模像樣地組織了仲裁庭,并有板有眼地審理了該案,于2014年12月31日作出了裁決:裁決

天峰置業公司向朝陽建筑公司支付1173.43萬元工程款,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違約金1262.7034萬元。

半年后,申請人朝陽建筑公司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2013年11月6日9時,第二案的第二次開庭中,被申請人天峰置業公司稱:“被申請人未按合

同約定支付工程款的責任不在被申請人,而是由于申請人的原因。現在被申請人只有地產和房

產,當時欠款只有300萬的時候,申請人提起仲裁,且進行凍結,導致被申請人不能預售不能

貸款。且凍結的時間將近3年,仲裁程序如在法定期限內做出結果后能計算違約金,而仲裁規

則(規定)3個月內作出裁決,申請人沒有提過任何異議,且主動要求不組庭,因此3年期

間的違約金不能計算。”(益仲裁字(2013)第36號,卷253頁,第二次開庭筆錄第8頁)


如前文所述,申請人朝陽建筑公司提交過一份落款時間為2010年10月9日的《請求申請自行

調解的報告》。

朝陽建筑公司《請求申請自行調解的報告》


為了搞定這個“麻煩”,在第二案裁決作出的十幾天前(《裁決書》裁決作出時間為2014年

12月31日)的2014年12月18日,朝陽建筑公司向益陽仲裁委提交了一份《鑒定申請》

(如圖),要求對上述《請求申請自行調解的報告》中印章的形成時間進行鑒定:


“被申請人益陽天峰置業有限公司在該案庭審中提出申請人在2010年10月9日向貴委提交了

《請求申請自行調解的報告》,導致貴委未組庭,因此要求申請人對被申請人所欠的工程款

本金的利息承擔相應的責任。事實上,申請人在2010年10月9日并未向貴委提交《請求申請

自行調解的報告》,申請人是在2013年8月26日在仲裁庭的要求下提交的,仲裁庭當時表態

該報告只是申請人在程序上進行配合,不影響該案的任何實體權利,因此,申請人不應就

出具《請求申請自行調解的報告》承擔任何責任。”


這份《鑒定申請》揭示了益陽仲裁委不組庭的真正原因,并非申請人要求調解,而是益陽

仲裁委故意違法不審第一案。


朝陽建筑公司《鑒定申請書》


鑒定申請并沒有被仲裁庭批準,最終不了了之。在裁決書中,益陽仲裁委和仲裁庭振振有詞

地“化解”了這一問題:“仲裁是意思自治行為,仲裁對糾紛的處理、處理時間的長短,并不能中

止利息違約金的計算,故被申請人以仲裁程序瑕疵對抗利息違約金的承擔理由不能成立,仲裁庭

不予支持。”


被申請人天峰置業有限公司最終被裁決支付天價違約金(超過工程款),是整個故事的終點,

也是其資產被凍結三年、益陽仲裁委三年不組庭的謎底。


益陽仲裁委“七宗罪”


縱觀兩案程序及審理情況,益陽仲裁委違法之處昭然若揭——


一、偽造虛假文書,明知三年不組庭系己方失職卻轉嫁給被申請人天峰置業公司,

使其承擔1200多萬元違約金;


如前文所述,申請人朝陽建筑公司提交的《請求申請自行調解的報告》,實際是

其于2013年應仲裁庭的要求而提交的!目的是為了掩蓋益陽仲裁委對第一案三年不

組庭的違法行為。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一方違約后,對方應當采取適當措

施防止損失的擴大;沒有采取適當措施致使損失擴大的,不得就擴大的損失要求賠

償。”如果三年不組庭的系朝陽建筑公司的原因,那么其應依法承擔己方損失擴大的責任。


故,面對被申請人天峰置業公司援引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質問,朝陽建筑

公司提交的《鑒定申請》,將責任推給了仲裁庭,看似將益陽仲裁委無情地出賣了,

但實際目的是為了補強所謂證據,增加勝訴籌碼。而益陽仲裁委毅然領受隊友的

撕逼,雍容大度地、毫不猶豫地違法裁了下去……


二、違法重復受理,篡改文書以掩飾違法行為;


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二款:“當事人重復起訴的,裁定不予受理;

已經受理的,裁定駁回起訴,但法律、司法解釋另有規定的除外”。


如前文所述,第二案的受理時間最晚為在2013年7月2日,此時第一案尚未撤訴(2013

年7月8日申請撤回,9日益陽仲裁委同意撤回)。兩案的為同一事實同一法律關系,明顯

屬于重復起訴,但益陽仲裁委卻同時受理了兩次仲裁,明顯違法。


為掩蓋其違法行為,益陽仲裁委在《受理仲裁申請通知書》中,將第二案的受理時間

篡改為2013年7月10日;在該案的裁決書第一頁寫道:“于2013年7月10日依法受理……”。


送達給天峰置業公司的《裁決書》首頁


三、與申請人朝陽建筑公司串通利用仲裁程序凍結被申請人地產;


如前文所述,第一案中,在申請人未繳納案件處理費用的情況下,益陽仲裁委便違規于受

理當日向法院提起保全申請。在被申請人天峰置業公司已實際支付申請人700余萬元,遠遠

超過申請標的額的情況,益陽仲裁委非但不向法院說明情況解凍天峰置業有限公司土地,

反而于2012年8月2日再次向法院申請續凍。


四、時任秘書長卜桃龍越權指定首席仲裁員、簽發仲裁文書;


2009年8月3日,時任益陽仲裁委主任的周再華簽署了一份《委托書》,將標的額在1000萬

以下案件的首席仲裁員的指定權,委托由益陽仲裁委秘書處秘書長卜桃龍行使。


時任益陽仲裁委主任的周再華簽署的《委托書》


第二案立案后,2013年9月23日,益陽仲裁委作出《指定首席仲裁員通知書》,指定姚淵

為首席仲裁員,簽發通知者為卜桃龍。該案的標的額1305.84萬元(工程款),明顯超過

卜桃龍的權限。而姚淵明知其被指定系違規行為,卻不主動回避,違法審理該案。不僅如

此,卜桃龍還越權簽發了兩案的所有文書。


卜桃龍簽發的《指定首席仲裁員通知書》


五、違反國家法律強制性規定將無效合同認定為有效


根據法律規定,天峰酒店公寓工程為必須進行招投標的工程,其雙方應按照中標合同進

行建設并按備案的1164.48萬元進行結算。故上述雙方簽訂的與中標合同實質性內容不一

致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以及《補充協議》屬無效合同。


六、采信明顯虛假和自相矛盾的證據作出裁決


第二案中,申請人提交仲裁庭的多份《工作聯系函》、一本監理日志和被申請人應付違

約金明細表等證據,存在大量虛假和自相矛盾之處,系明顯的捏造、偽造、變造的證據。


七、提前泄露裁決結果


2014年12月17日,益陽仲裁委通知申請人朝陽建筑公司補繳5.5135萬元的仲裁費;

2014年12月31日,益陽仲裁委作出裁決,《裁決書》顯示的裁決確定的標的額,與其

通知被申請人補繳的仲裁費所對應的標的額是一致的!此事證明益陽仲裁委提前將裁

決結果泄露給當事人。


違規立案、重復仲裁、三年不組庭、偽造案件材料、違法采信證據——有如此嚴重

的違法行為存在,我們不禁要問:究竟誰敢在這樣的裁決書上簽字?究竟該由誰來擔責?


裁決操縱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五十四條規定,裁決書應當由仲裁員簽名,并加蓋仲

裁委員會印章。匪夷所思的是,益陽市仲裁委送達給天峰置業公司的第二案《裁決

書》僅加蓋有益陽仲裁委的公章,并無仲裁員手書的簽名,簽名處僅有打印出的名字。


送達給朝陽建筑公司的《裁決書》末頁


根據上述法律規定,無仲裁員簽名的《裁決書》顯然是無效的。2018年8月,天峰置業

公司代理人經過艱難交涉,查閱到了該案副卷(存檔),震驚地發現:該案副卷的《裁決

書》與送達給當事人的裁決書,竟然有多達12處不一致之處!


其中有一處顯著地不同:針對天峰置業公司主張的“要求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的

規定(朝陽建筑公司)不得就擴大的這部分損失要求賠償”——即違約金的責任問題,

副卷中的《裁決書》第11頁倒數第三行顯示:


“仲裁庭評議時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經專家咨詢委員會評議……”


在送達給當事人的《裁決書》中, “評議時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經專家咨詢委員會

評議”被刪去了。


值得指出的是,被刪去的這句話,在副卷的《裁決書》上被圈起來劃掉,這是明顯

篡改的痕跡。


上圖為存檔《裁決書》第11頁,下圖為送達《裁決書》第11頁,存在明顯刪改痕跡


還有一處明顯不同之處:送達給當事人的《裁決書》顯示的時間為2014年12月31日,

副卷《裁決書》顯示裁決作出時間為2014年10月30日,且副卷中的落款時間位置上,亦

有明顯的篡改痕跡,在月份“十”后面,添加了“二”。

存檔《裁決書》末頁,亦存在明顯的篡改痕跡


這究竟是為什么?答案得先從益陽仲裁委的“制度設計”中尋找。


《益陽仲裁委員會專家咨詢工作暫行辦法》在2000年3月由益陽仲裁委第一次會議通過,

后經兩次修改。該辦法的“專家”由“本委副主任、委員或顧問擔任”。該辦法規定益陽仲裁委

秘書處及“專家”在案件裁決中有著巨大的權重:


第四條:“下列仲裁案件應當提起咨詢:……(三)秘書處審核后,秘書處認為需要復議,

仲裁庭拒絕復議的案件……”


第十一條第(二)項:“仲裁庭對因本辦法第四條第三項作出的《益陽仲裁委員會專家

咨詢意見書》應予執行。”


綜合這兩條的規定,其含義不言自明:仲裁庭的意見與秘書處不一致,秘書處有權就該

案向專家提起咨詢,專家咨詢意見形成后,不論是否與仲裁庭意見一致,仲裁庭都要執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裁決應當按照多數仲裁員的意見作出,少數仲

裁員的不同意見可以記入筆錄。仲裁庭不能形成多數意見時,裁決應當按照首席仲裁員的意見作出。”


顯然,上述《益陽仲裁委員會專家咨詢工作暫行辦法》的條款明顯違背了仲裁法的規定,

在秘書處和專家咨詢委員會面前,仲裁庭形同虛設。


第二案《裁決書》中“仲裁庭評議時不能達成一致意見,經專家咨詢委員會評議”之表述,

揭示出了該案裁決的違法性。


如果上述表述不予刪除,益陽仲裁委將此版本的《裁決書》送達給當事人,那么當事

人據此提起撤銷仲裁之訴,這個“經專家咨詢委員會評議”而作出的裁決結果,人民法院應

予撤銷。但是,申請撤銷救濟的可能,被無情地“刪除”了。


益陽仲裁委《專家咨詢工作暫行辦法》


當年的案件,經歷了怎樣驚心動魄的操作過程?


仲裁庭是否形成過多數意見?若仲裁庭未形成多數意見,本案首席仲裁員姚淵何以未能

踐行法律、依法裁決?他究竟背負了什么樣的壓力?


案件通過何種途徑由專家評議的?決定本案的專家分別是誰?他們的意見如何形成的?

有無記錄?


如果真實的裁決作出時間是2014年10月30日,那么朝陽建筑公司于2014年12月18日向

益陽仲裁委提出的《鑒定申請》又是如何出爐的?難道是被人偷偷塞入卷中?


《裁決書》又是誰篡改的?


……


這些問題,至今還是未解之謎。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裁決書》經人為刪除、篡改,正是為了掩蓋仲裁程序的違法。

鑒于時任時任益陽仲裁委秘書長的卜桃龍存在違規指定首席仲裁員、違規簽發仲裁文書

的行為,其與《裁決書》的被篡改,不可能不存在關聯。


惡,都不是獨立存在的。


第一案不組庭的三年時間里,益陽市赫山區人民法院法官李科舉何以不依法履行

審查義務,長期凍結天峰置業公司土地?甚至在天峰置業公司已實際支付申請人700余

萬元,遠遠超過申請標的額的情況下,仍于2012年8月決定續凍。

益陽市赫山區人民法院《協助執行通知書》


2018年8月底,天峰置業公司代理人赴益陽市仲裁委投訴,指出第二案裁決程序違法、

裁決書被篡改等事實,要求查閱第二案的專家評議記錄。


現任益陽仲裁委秘書長兼益陽市人民政府法制科主任的曾戈彬先生聽罷,斷然拒絕,

然后評價代理人系“不懂仲裁”。


是的,法律人不可能懂得這樣的“仲裁”——


完全拋棄仲裁法而一路裸奔的“仲裁”;


被行政權左右的、有名無實的“仲裁”;


秘密地、匿名裁決的“仲裁”。


從這個意義上講,天峰置業公司的起訴,不僅僅是為了它自己。

益陽市內關公雕像


任何事件都有其唯一性。關公唯在此地單刀赴會,而此案幾乎所有程序中暴露出來的重大

違法,就其典型性而言,也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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